台湾问题一直是引发中美两国历久严重僵持并阻碍两国关系正常生长的热点问题。在相关研究中，海内外学者尤为关注美国军事过问台湾政策的形成问题：为何1950年头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 S.Truman）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多次公然注释台湾不在美国远东防御圈之内，但朝鲜战争发作后杜鲁门于6月27日公然宣布通过派遣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而对台湾问题举行军事过问？对此，已有研究多遵照邹谠提出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海内政治历程”研究视角，虽在详细结论与看法上有所不同，但有以下共识：首先，倾向于将台湾问题化约为此时美国对华政策——焦点问题是要不要拯救中国国民党——的一部门，由此讨论重心主要聚焦于美国若何处置败退至台湾的国民党这一政治问题；其次，在剖析影响杜鲁门政府对台政策的种种因素时，聚焦于美国海内就对华政策问题睁开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即以艾奇逊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政治气力与国会“中国帮（China Bloc）”及其政府内部同盟者之间的斗争；再次，倾向于将杜鲁门政府此时的对台决议加以理性化，这不仅显示为强调以艾奇逊为代表、以放弃国民党为基本态度的现实主义政治气力颇为理性外，而且显示为普遍以为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发作后“中立化”台湾的行动是对冷战加剧的一种自然反映。

成为主流的上述视角虽然展现了1948年至1950年台湾问题发生历程中美国围绕对华政策所发生的凶猛海内政治斗争及其伟大影响，但也因此遮蔽了其他主要问题，其中最大的不足之处是未能深入剖析杜鲁门政府事实若何认知台湾的军事战略价值这一问题。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艾伦·怀廷（Allen Whiting）、资中筠等海内外学者已发现上述视角忽略了下述主要事实：此时杜鲁门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最为关切的是台湾对美国的负面军事战略价值，即忧郁台湾会成为苏联军事基地而严重威胁美国与西方在太平洋区域的战略平安。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并未充实注释杜鲁门政府为何会从1948年底最先关切台湾的负面军事战略价值，也未对卖力评估此事的美国军方相关认知及其影响睁开深入叙述。但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来看，明白杜鲁门政府事实若何熟悉台湾的战略价值这一问题却至关主要，由于无论是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的声明照样随后美国有关台湾问题的一系列主要执法文件，它们所提出的美国介入台湾问题的唯一理由就是台湾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区域平安具有异常主要的军事战略价值。有鉴于该问题的主要性和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已有研究较少关注的美国相关军事档案为基础，并综合其他历史文献，实验解答这两个尚缺乏深入研究的问题：从1948年底到1950年9月，美国军方事实若何认知台湾的军事战略价值？美国军方的相关认知对杜鲁门政府的对台军事过问政策事实发生了何种影响？

杜鲁门

“弗里特伍德”大战设计与NSC 37系列文件的形成：美苏大战中的台湾

台湾问题首次成为杜鲁门政府高度关注的国家平安事务发生于1948年11月初。凭据美国国务院的建议，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平安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要求卖力美国军事战略谋划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下简称为“参联会”）回覆这一问题：“若是台湾及其隶属岛屿被一个受克里姆林宫向导的共产党主导政府所统治，这对美国国家平安具有何种战略意义。”从美国军事文献来看，杜鲁门政府之以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提议辽沈战役（1948年9月12日）后不久就有此关切，主要是忧郁台湾的去向会对该政府此时主要战略义务——制订未来美苏大战设计——发生严重的晦气影响。

自美苏于1947年进入周全冷战匹敌后，若何应对可能发作的美苏大战就成为杜鲁门政府最为关切的对外战略焦点问题之一。美国虽垄断了核武器并拥有优势战略气力（主要是战略空军），但战后初期美国大裁军令其常备军力稀奇是陆军远落后于苏联，这令杜鲁门政府发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为了能在决议美国运气的美苏周全战争发作前做好战备事情，从1948年3月起，美国军方的主要战略计划义务就是完成一项以美苏可能在未来一年内发作周全战争为条件的“近期紧要战争设计（Short-Range Emergency Plan）”，以此作为美国备战纲要并指导各大战区加速军事部署和完成战时行动预案。参联会负担这一义务的团结战略设计委员会（Joint Strategic Plans Committee，简称JSPC）于1948年5月完成了代号为“曲轴（Crankshaft）”的第一个近期紧要大战设计。该设计虽因对军费的伟大需求以及陆海空三军种之间在资源设置方面分歧严重而在政府、军方与国会接连引发伟大震荡，但对其尽快加以完善是此时美国军政界的共识。就在辽沈战役最先后不久，团结战略设计委员会经由不停修改，完成了最新版近期紧要大战设计“弗里特伍德（Fleetwood）”。

参联会在制订这些近期紧要大战设计时，始终受制于美国全球防御需求伟大但美国常备军力不足这一基本矛盾。美国军方决议者决议，为占有道德优势，美国不能行使其优势战略气力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核袭击，为此美军只能接纳战略防御这一基本态势而坐等苏联首先发动大战。但美军必须接纳的战略防御态势又发生了一个始终困扰军方向导人的基本性问题，即若何在美国漫长的全球防御圈上设置极其有限的通例军力。该问题在远东战场计划中显示得最为显著。以重视欧洲战略职位的奥马尔·布雷德利（Omar Bradley）为主席的参联会以为，欧洲与中东（含近东、北非）在战略主要性上要优于远东，以是在制作大战设计时坚持美军作战与军力设置应遵守欧洲第一、中东第二、远东第三的优先顺序。为此，参联会压制了麦克阿瑟关于远东战场与欧洲战场一致主要的意见，远东战区司令部制订的代号为“火药（Gunpowder）”远东战区作战设计遭到了大幅缩减。“弗里特伍德”设计划定，军力有限的远东战区不仅在美苏大战发作初期不会获得任何支援，美国本土的后勤支持将会削弱，其下辖的美国驻关岛水师气力也将被调走；纵然在美国战略反扑阶段，其部门空军气力也会被抽走，以知足欧洲和中东战区的战略反扑需要。

正是由于美国在远东战场投放军力不足，“弗里特伍德”设计对此时在中海内战中看似占有军事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寄予厚望。参联会展望，一旦美苏周全大战发作，拥有优势陆军的苏联在150天内可席卷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及中国北方部门区域。而美国依赖自身海空优势（美国驻华地面军队甚至会撤出中国）和国民党地面军队，确保在远东战场完成以下两个基本战略防御义务：一是必须守住冲绳这个焦点军事基地，以便美国战略空军在大战发作后可马上据此发动对苏联的最主要前期还击行动即战略核轰炸；二是依赖国民党军队坚守白令海—日本海—黄海（即黄河以南）这一远东（西太平洋）防御圈，为美国睁开战略反扑缔造便利条件。由于台湾远在该防御圈之后，以是“弗里特伍德”设计并未赋予台湾以任何军事战略价值。麦克阿瑟虽否决参联会对远东战场的忽视，但他并不重视亚洲大陆，强调美军只掌握从阿留申、琉球、前日本统领岛屿到关岛的环岛屿链即可，稀奇是要守住冲绳与菲律宾的克拉克这两个焦点基地，并未给予台湾以稀奇强调。这说明到1948年10月，美国军方并不以为台湾有何主要战略价值。

但辽沈战役所预示的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黯淡远景，迫使杜鲁门政府重新审查参联会和麦克阿瑟有关远东防御圈的设想是否合理，稀奇是台湾在国共之间易手会对美国的远东防务发生何种影响，这正是杜鲁门政府质询台湾对美国有何战略价值的根由所在。而随后参联会与麦克阿瑟所给出的种种剖析，也所有围绕这一军事战略考量睁开：若是人民解放军控制台湾，会对美国既定的远东战场计划——稀奇是琉球和菲律宾这两个要害地址——组成何种威胁？

持欧洲第一原则的参联会在NSC 37文件（1948年12月1日）中回答了国安会的质询。参联会以为，台湾虽可作为日本的食物和其他物资供应基地以及美国的军事基地而具有一定的努力战略价值，但最为主要的战略价值是负面性的，即不能落入苏联手中，“除非不让克里姆林宫行使台湾，否则我们预计战时敌人就有能力以利于敌而晦气于我的方式控制从日本到马来亚这一主要海道，并会增强其延伸控制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的能力，而控制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将发生严重损害国家平安的战略结果”。

麦克阿瑟对参联会的看法并无异议。1948年12月7日，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参赞法耶特·J.弗莱克瑟（Fayette J.Flexer）代表国务院就台湾的军事价值问题隐秘咨询麦克阿瑟时发现，“麦克阿瑟并不以为美国有需要或计划要在台湾确立基地。他的关切与国务院一样，以为应当不让俄罗斯——可能另有其他非中国的大国——在台湾确立基地或者行使岛上设施”。麦克阿瑟强调，若是苏联掌握台湾则会对冲绳组成重大威胁，“如允许不友好的大国掌握台湾，将会导致我们整个东亚防御圈的破碎。我们由冲绳组成的突击部会马上受到连续威胁，并会变得难以防守或者危不能靠”。

只管参联会与麦克阿瑟一定了台湾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但杜鲁门政府的关切与军方的论证存在下列严重问题：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杜鲁门政府的关切完全是以人民解放军争取台湾后会将其交给苏联作为军事基地这一假设为基础，但弗莱克瑟那时就已敏锐地意识到，此假设可能只是一种错误的妄想，“同时应注重的是我们都沉湎于这一假设而不自省：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会自动约请苏联在中国领土上确立军事基地。但这种情形真的会泛起吗？”其次，正如麦克阿瑟向弗莱克瑟埋怨的那样，美军之以是感应冲绳会受到台湾的威胁，部门是由参联会自身远东政策的缺陷所致：由于参联会不愿签署对日和约并轻视远东战场建设，远东司令部不能正当、充实地开发冲绳的军事能力。再次，麦克阿瑟在此次谈话中还进一步认可，纵然是从冲绳所受威胁的角度来看，台湾也并非举世无双，由于中国浙江北部也可对冲绳发动同样的空中袭击。

由于都认可台湾只具有有限的负面战略价值，以是参联会与麦克阿瑟都不愿摇动美军军力设置的基本原则，即不能将名贵的有限军力用于并不具备绝对战略价值的台湾。参联会虽未清扫一旦情形有变——即美苏发作大战——美国对台湾举行直接军事过问的可能性，但为制止动用重大军力而否决此时美国接纳公然军事手段阻止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参联会的建议是仅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来确保“台湾当局对美友好并清扫共产党对台湾的控制”。但参联会与麦克阿瑟此时都回避了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若是非军事手段不能奏效，美国应当若何处置台湾？

中国解放战争的迅速生长很快令美国军方的不军事过问态度泛起摇动。1949年1月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竣事后，人民解放军南下渡江并进而武力攻台的态势十分显著。此时杜鲁门政府内部泛起了将美国驻青岛水师重新部署至台湾以便震慑人民解放军的建议。这无疑是1950年6月27日美国军事过问台湾行动的最初泉源，但此时遭到了国务院的否决。国务院以为当前美国“并未耗尽所有政治可能性”，并嫌疑美国能否通过在台海驻军应对人民解放军。在系统表达其看法的NSC 37/1文件（1949年1月19日）中，国务院不仅未将军事震慑列为政策选项，还从政治和可行性的角度否决以下两个厥后被不停提起的军事行动选项：通过与国民党政府杀青协议或在国民党政府垮台后，由美国凭据日本投降的相关条款直接派军占领台湾；或从国民党政府那里获得美国在台治外法权和基地权。但国务院并不确定非军事手段是否奏效，以是凭据其要求，国安会指令军方再次认真思量：若是政治经济措施无效，“军方是否以为台湾对美国国家利益是云云主要，以至于他们准备赞成美国为阻止事态的生长而发动战争？”国务院也再次咨询了麦克阿瑟的意见。

在NSC 37/3文件（1949年2月11日）中，参联会坦承从美国全球军事战略来看，台湾并不具备冰岛那样的绝对战略主要性，因此建议纵然经济和外交手段无效，美国也不宜对台湾作出任何公然军事答应，以免不得不在台湾动用大批军队而令美国“反而不能应付其他地方泛起的更主要的紧要情形”。但参联会支持被国务院否认的军事震慑措施，即在不影响美国既定的全球军力部署的条件下，仅将少量军舰停靠在台湾并举行有限的岸上流动来震慑人民解放军。不外，参联会回避了另一个随之发生的主要问题：若是军事震慑措施无效，美国应当若何行动？2月3日麦克阿瑟在接受国务院咨询时，虽坚信台湾落入人民解放军手中会成为苏联军事基地并继续抨击参联会对远东的轻视，但也未提出任何行动建议。

美国国务院也忧郁台湾成为苏联的军事基地，但相比军方始终无法拿出清晰可靠的详细措施，艾奇逊提出的以盘据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为目的的“楔子战略”就显得极具说服力，由于美国若是行使苏联在新疆、东北的特殊权益问题而在中苏两党之间打入楔子并令中苏盘据，则台湾一定不会成为苏联进攻美国西太平洋防御圈的军事基地。为此，国安会在1949年3月1日的NSC 37/5文件中决议不向台湾各口岸派驻军舰，但也指出“本结论并未清扫这一点——在台湾事态的生长证实有需要时，对这一可能的行动目标举行重新检验”。至此，杜鲁门政府内部就对台湾问题不举行军事过问杀青暂时一致。

艾奇逊

从“吊球”设计到NSC 37/9文件：1949年军方有条件弃台态度的确立

到1949年中，美国军方不军事过问台湾问题的态度由于下列因素的影响而再度摇动。首先，国共内战的希望以及美国军方对未来美苏大战远东战场计划的调整，令美国军方认定台湾的军事价值有所上升。作为对“弗里特伍德”等近期紧要美苏大战设计的弥补，1949年5月6日，参联会批准了下属稀奇委员会于4月22日完成的、以1955年美苏有可能发作周全战争为基本设想、代号为“吊球（Dropshot）”的中历久美苏大战设计。“吊球”设计仍继续坚持美国应接纳战略防御基本态势和欧洲第一这两大基本战略原则，但对远东防御圈作出了重大调整：从原来的白令海——日本海——黄海一线变成了白令海峡—日本津轻海峡（Tsugaru Strait）—日本海—中国东海—中国华南一线。这说明美国军方已凭据中国解放战争的历程放弃了在未来美苏大战中依赖国民党军队守住黄河一线的想法，但依然希望国民党政府至少到1955年仍可守住华南区域和包罗台湾在内的中国沿海岛屿。军方的上述调整无疑将台湾直接划入未来对苏作战的前线，由此提升了台湾的军事战略价值。

其次，美国水师作战部观察发现，由于当地气温与水文限制，冲绳难以成为一个可整年运作的水师基地，美国要确保其在远东对苏联的战略袭击能力，就需要继续控制日本本岛上的横须贺基地。但军方的上述战略需求能否实现则因杜鲁门政府决议签署对日和约、竣事日本被美国占领状态而变得未知。冲绳与横须贺基地的这些法理性和自然性缺陷抬升了台湾在参联会眼中的战略价值。参联会在1949年6月15日的NSC 49文件中忠告国安会：“若美国在日本主岛上获得基地这一点被证实是不能行或不能能的，则冲绳或琉球其他岛屿基地以及美国在太平洋或近太平洋的基地将不能知足我们的基本需求。纵然对日和约生效，保留我们在西太平洋的基地系统——不包罗日本主岛——仍将具有最大的战略主要性，而阻止台湾被不友好国家控制的战略需要则会上升。”

军方态度的转变令杜鲁门政府不得不再次思量对台举行军事过问的问题。1949年7月，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乔治·凯南（George Kenan）曾以小我私家建议的形式提出一个激进方案：首先或策动其他国家建议团结国对台湾举行战略接受，或由美国宣布《开罗宣言》无效，然后美国以接受为捏词独占台湾。由于凯南要求动用美国大批军队，国务院在NSC 37/6文件（1949年8月4日）中要求参联会再次回覆下列问题：（1）台湾战略价值事实若何？（2）如美苏未发生大战，而无美国军事过问，台湾和澎湖列岛早晚会被人民解放军控制，参联会是否以为台湾及澎湖列岛值得美国动用军队加以占领，无论国民党政府是否赞成美国云云行事？

一旦涉及需要动用美国有限军力这一敏感问题，刚在NSC 49文件中宣扬台湾对美战略价值上升的参联会马上退缩。它在NSC 37/7文件（1949年8月22日）中否决凯南的建议，由于无论国民党政府是否赞成，美国的接受行动都将是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参联会以为这意味着美国将把有限的军力用于战略价值有限的台湾，从而“不能应对在任何地方可能泛起的更严重的紧要情形”。

经由几番争执，参联会逐步明确了其态度是有条件弃台，也就是若是没有美苏大战则不能动用美国重大军力举行直接军事过问，这在1949年9月14日完成的“弗里特伍德”设计最新修订版中论述得异常清晰。该设计稀奇认可，“美国在中国和台湾的利益虽主要到需施加适当的政治经济压力来维持美国的控制，但对美国的平安并未主要到需要接纳军事行动”。据此，该修订版设计对远东战场的计划调整如下：从远东防御圈中将中国黄海删掉，以为远东防御圈的进一步修改需等到“台湾和东南亚绝大多数区域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后”才气完成。但该设计强调美国会在下述情形下改变弃台态度：“台湾的未来是一个要害因素，若是（中国）共产党努力控制该战略岛屿，并与苏联的关系慎密到会让苏联在台湾获得基地权或开发该岛，则我们的战争设计需要修改。”随后，国安会批准的NSC 37/8文件（1949年10月6日）正式采取了参联会的有条件弃台态度。凭据1950年底台湾有可能被人民解放军争取的预估，NSC 37/8文件强调台湾在军事和政治主要性上均未到达美国需要举行军事过问的水平，以是美国仅限于接纳外交和政治手段防止人民解放军争取台湾。

新修订的“弗里特伍德”设计对远东防御圈计划的调整令东南亚大陆成为对苏作战的前线，这又发生了另一个问题：台湾对于美军在东南亚防务的战略价值若何？1949年11月初，麦克阿瑟下辖的远东空军司令部在一份关于台湾军事形势的讲述中忠告美国空军司令部，如美国不提供需要援助，当前已大量移防台湾的国民党空军则会由于普遍的破灭感而有可能向人民解放军自动投降；一旦这支空军气力落入人民解放军手中，则会改变整个南亚和东亚军事气力的既有平衡。此份讲述马上引起已经在远东处于劣势的美国陆军的不安。12月6日，美国陆军参谋长J.劳累·柯林斯（J.Lawton Collins）向参联会提交一份备忘录，强调在当前事态下，参联会有需要重新评估台湾的战略主要性和美国对台政策并将之作为具有高度优先性的事务，以便能作出一个迅速的、努力的、从军事角度看可阻止人民解放军争取台湾的行动目标。柯林斯虽不以为此前军方否认向台湾派出主要军事气力的条件已发生转变，但建议参联会思量接纳其他军事措施。12月12日，柯林斯更针对远东空军司令部的忠告，赞许远东司令部和太平洋司令部为此接纳反制措施，并要求参联会出头提供辅助或协调。

陆军与空军两大军种的团结要求马上在军方内部发生回响。鉴于此时国民党已弃守中国华南区域，1949年12月19日修订完成的新版“吊球”设计将美国远东防御圈明确为东南亚大陆—中国南海—中国东海—日本海—津轻海峡—白令海—白令海峡—北极一线，并强调台湾具有相当大的战略价值，要求美国争取到1957年仍将台湾留在美国防御圈之内。为实现此目的，参联会在NSC 37/9文件（1949年12月27日）中向国安会提出：首先，思量到“对台行动是抵制共产主义扩大在东亚的控制这个整体问题中的一部门”，美国应制订出一个停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通盘设计；其次，参联会虽仍坚持不直接军事过问的态度，但建议举行间接军事过问——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

相比此前的NSC 37系列文件，NSC 37/9文件反映了此时美国军方对台战略价值的判断发生了两个异常主要的转变：首先，此前美国军方主要从纯军事角度思量台湾对美国远东防御圈的战略价值，但现在又将防御台湾问题与防止东亚共产主义扩张这一意识形态问题捆绑在一起；其次，此前美国军方仅思量台湾对远东防御圈中的冲绳与菲律宾的威胁，但现在将关切局限扩大到东南亚。这些转变在某种水平上否认了此前军方对台湾战略价值的看法和态度，这令正努力推行“楔子战略”的艾奇逊十分不满。为此，艾奇逊于1949年12月29日与军方就台湾问题睁开激辩。在艾奇逊的频频逼问下，军方向导人被迫坦承台湾对美军事价值有限，不仅比不上韩国，而且对冲绳基地来说，提议进攻的敌对空中气力事实是从中国大陆照样从台湾腾飞差异不大。军方还认可艾奇逊从盘据中苏的政治战略角度对台湾问题的思量更胜一筹。军方此次争执失利令1949年12月30日NSC 48/2文件再次明确了不举行军事过问（包罗军事援助在内）的基本态度，并强调纵然外交与经济手段都不能阻止人民解放军争取台湾，但“当前我们的军事气力与我们全球义务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美国所能做的只是想方设法增强在菲律宾、琉球和日本的整体职位。

但美国政坛就是否应军事过问台湾问题的争论并未就此竣事。此时要求美国动用水师珍爱在台国民党的“中国帮”从一份被泄密的国务院隐秘备忘录中获悉，国务院正在睁开一项还击台湾具有“特殊军事主要性”或丢失台湾将损害美国战略利益这些“错误印象”的宣传运动。对此，十分气忿的“中国帮”马上对民主党政府睁开凶猛抨击，导致美国两党一致的外交基本原则泛起摇动。为了彻底解决海内外围绕台湾问题睁开的种种纷争，白宫于1950年1月5日揭晓了一份由国务院起草的公然声明，除否认美国对台有任何特权或基地权贪图或将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照料外，更宣布了“当前并无任何行使美国军队过问的意图”这一有条件弃台态度。当天，艾奇逊在与“中国帮”代表谈判时，坦承美国现在在台湾问题上只能二选一：通过公然军事过问而直接将台湾纳入美国珍爱之下或者准备接受台湾的“溃逃”。艾奇逊专门强调，政府之以是决议不举行军事过问，除有相关政治和外交思量外，更由于军方认可台湾对美国并无绝对的军事战略主要性。不外艾奇逊也注释白宫的声明是有条件的：“如在不太可能和令人不满的事宜中，美国的军队在远东遭到攻击，则美国有完全自由在任何地方接纳任何行动以守护其平安。” 有鉴于此时美国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没有驻军，艾奇逊此处所指的美国在远东军队遭到袭击一定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而是来自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

随后军方也亮相赞成艾奇逊的看法。1950年1月25日，国防部部长路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和参联会主席布雷德利向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注释：“美国并不需要台湾作为执行任何进攻性战争的基地，其战略主要性在于落入潜在敌人的手中。这仅是意味着若是人民解放军争取台湾，则俄国会在那里确立基地并威胁到我们在太平洋从日本经琉球到菲律宾的生命线。”他们忠告说，美国如举行军事过问，则不得不出动大批美军，甚至要冒与中国发生战争的风险。军方的亮相令呐喊最凶猛的“中国帮”议员也认可，台湾并不值得美国军队举行大规模调动，更遑论与中国发生战争。

军方的正式亮相至少暂时弥合了两党的分歧，随后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有关美国远东防御圈的著名演说中，公然将台湾（另有朝鲜半岛）清扫在该防御圈之外。杜鲁门也依据军方的看法，于2月4日抚慰菲律宾总统艾尔皮迪奥·基里诺（Elpidio Quirino）无须忧郁解放军争取台湾，由于在驻菲、驻冲绳和驻日美军的团结钳制之下，台湾纵然落入解放军手中，也不会对菲律宾组成威胁。不外美国军方并未放弃思量另一种可能的情形下美国的行动目标：为制止美苏大战发生时台湾落入苏联手中，参联会于1月26日决议将一项以此为目的的紧要作战设计的有效期延长到1951年。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原题《美国对台湾军事过问政策的形成：杜鲁门政府的战略认知及其影响（1948—1950）》，作者姚昱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边国家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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